在黄浦江畔一侧，外滩一排古典与现代建筑交替错落，总计十二座建筑，向北看去，可以看到建于十九世纪末的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的高楼大厦；其中，1921年建成的大招商局大楼高耸入云，在其旁边的上海公共租界公所，也是一座气势宏伟的建筑。
外滩已经成为了当时中国最繁荣的商业区之一，吸引来自全球的华贵商人和旅游者。
置地广场大厦。
这是1936年的上海，最负盛名的商业中心之一。
大厦临街，还有一个照相馆，古典楷体字的红色牌匾上写着：福盛照相馆。
照相馆内，有两个店员，正在店里清扫卫生，整理墙上的画框，准备开张营业。
一位穿着灰色长衫，带着黑色帽檐的中年男子，脚步轻盈，从二楼的楼梯口，探出半个身子。
“外面什么情况？”
中年男子就是王文斌，王教授。
自从在莱顿公寓的联络小组被捣毁后，上海站的人，通过公寓管理员留存的租客信息，很快就发现，王文斌是沪东大学的历史系教授。
行动队的人，第二天就前往沪东大学，却没有发现王教授的身影。
问起学校的校长和其他老师，大家都说，王文斌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，在日常教学和生活中，也没有展露有亲近红党的倾向。
现在，由于身份暴露，王文斌已经在上海“消失”了，他永远都不可能回到沪东大学的三尺讲台，给学生们讲课了。
而在联络小组被捣毁的当夜，王文斌就潜入法租借外滩的福盛照相馆。
这座位于法租借的照相馆，是红党上海地下党，在上海的最后一处联络站。
因为位于法租借，不在上海站的管辖范围内，所以相对安全。
“老王，你放心，今天开门的时候，我留意了一下外面，没有可疑的人。”一个店员轻声回答。
“好，一定要慎之又慎，这里是上海联络站仅存的独苗了，是我们重建地下组织的最后的希望，大家一定要小心，有可疑的人，第一时间上楼通知我！”
尽管来到了法租界，但是法国巡捕房的人，对红党的态度比较暧昧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王文斌24小时待在二楼，从不下楼活动，更不要说出踏出照相馆的大门一步。
八点十五分，乔羽生来到福盛照相馆行门前。
此次单独前往法租界，乔羽生颇为谨慎，途中临时化了妆，还换了一套色调暗沉的衬衫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几岁。
他机敏的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发现了在前面一个路口，有个十一二岁的报童，正在卖报。
“卖报咯，卖报咯，今早新鲜出炉的《申报》，一份两分钱，三份五分钱！”
乔羽生走过去，拦住报童。
“先生，你要买报纸吗，来几份呀？“报童端着报纸，看向乔羽生。
“我不买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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