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黄浦江畔一侧,外滩一排古典与现代建筑交替错落,总计十二座建筑,向北看去,可以看到建于十九世纪末的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的高楼大厦;其中,1921年建成的大招商局大楼高耸入云,在其旁边的上海公共租界公所,也是一座气势宏伟的建筑。
外滩已经成为了当时中国最繁荣的商业区之一,吸引来自全球的华贵商人和旅游者。
置地广场大厦。
这是1936年的上海,最负盛名的商业中心之一。
大厦临街,还有一个照相馆,古典楷体字的红色牌匾上写着:福盛照相馆。
照相馆内,有两个店员,正在店里清扫卫生,整理墙上的画框,准备开张营业。
一位穿着灰色长衫,带着黑色帽檐的中年男子,脚步轻盈,从二楼的楼梯口,探出半个身子。
“外面什么情况?”
中年男子就是王文斌,王教授。
自从在莱顿公寓的联络小组被捣毁后,上海站的人,通过公寓管理员留存的租客信息,很快就发现,王文斌是沪东大学的历史系教授。
行动队的人,第二天就前往沪东大学,却没有发现王教授的身影。
问起学校的校长和其他老师,大家都说,王文斌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,在日常教学和生活中,也没有展露有亲近红党的倾向。
现在,由于身份暴露,王文斌已经在上海“消失”了,他永远都不可能回到沪东大学的三尺讲台,给学生们讲课了。
而在联络小组被捣毁的当夜,王文斌就潜入法租借外滩的福盛照相馆。
这座位于法租借的照相馆,是红党上海地下党,在上海的最后一处联络站。
因为位于法租借,不在上海站的管辖范围内,所以相对安全。
“老王,你放心,今天开门的时候,我留意了一下外面,没有可疑的人。”一个店员轻声回答。
“好,一定要慎之又慎,这里是上海联络站仅存的独苗了,是我们重建地下组织的最后的希望,大家一定要小心,有可疑的人,第一时间上楼通知我!”
尽管来到了法租界,但是法国巡捕房的人,对红党的态度比较暧昧,所以为了安全起见,王文斌24小时待在二楼,从不下楼活动,更不要说出踏出照相馆的大门一步。
八点十五分,乔羽生来到福盛照相馆行门前。
此次单独前往法租界,乔羽生颇为谨慎,途中临时化了妆,还换了一套色调暗沉的衬衫,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几岁。
他机敏的四处张望了一下,发现了在前面一个路口,有个十一二岁的报童,正在卖报。
“卖报咯,卖报咯,今早新鲜出炉的《申报》,一份两分钱,三份五分钱!”
乔羽生走过去,拦住报童。
“先生,你要买报纸吗,来几份呀?“报童端着报纸,看向乔羽生。
“我不买报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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